密州即今山东诸城。10月，苏轼一家乘马车赶路，行了两千余里，所见之景也由娇艳妩媚的江南，转为苍茫雄劲的齐鲁大地。这一年苏轼39岁，官升密州太守，从五品。古代当个地方官，被调来调去是很平常的事。难得苏轼一生跑遍大半个中国，无论到哪儿都能与那方水土结下深情厚谊。

　　杭州富饶，而密州贫穷，这会儿又赶上天灾。行至密州境内，道旁田园早被蝗虫吃了个精光。苏轼下车查看，正值心痛，偏那当地的官吏不识好歹，说什么“蝗虫来，为田地除草。”苏轼怒言：“将谁欺乎！”把那官吏骂了一顿。到任后，苏轼即刻亲自指挥扑灭蝗灾，并写信给宰相韩绛，一方面陈述灾情，求朝廷免了密州秋税，以济灾民；另一方面也大谈“手实法”的害处。这手实法，并非王安石变法中的一环，乃是荆公首度罢相之后，他的手下吕惠卿制定的。吕惠卿是个实实在在的坏人，所谓手实法，简单来说就是清查各户家产，收取其五分之一的重税。普天百姓早被熙宁新法搅得苦不堪言，眼下还如何受得了。目光所见，皆是百姓疾苦，凡心善之人，无不为之悲戚的。苏轼为官前半段，基本上都在和这法那法作斗争，好在那吕惠卿作茧自缚，所行的手实法不出一年便被废止。

　　既逢天灾，难免也要生出人祸。山东民风彪悍，后来的水泊梁山也起于此地。当然梁山好汉替天行道，劫富济贫，而眼下密州的强盗不过是夺民钱粮的恶徒。苏轼打黑毫不留情，同时也讲策略。有因贫极而被逼为盗的，大可从宽量刑，但那穷凶极恶之徒，该杀头还得要杀。1075年春，京东转运使派来一支捕盗队，领头的是三班使郭啸。与其说是“捕盗队”，不如称其为“匪卒”，这伙人有恃无恐，专干些敲诈勒索之事。苏轼把郭啸找来，令他严管部下，那郭啸自恃有后台，反问：“我捕盗辛苦，太守何以横加指责？”苏轼气极了，暗中使人收集郭啸等敲诈勒索的证据，奈何走了风声，匪卒大多躲进深山里。若这群人当真变了强盗，那麻烦更大，怎么办？苏轼在家里转来转去，终于思得一计。他把马梦得叫来，问：“你可挨得打？”马梦得说：“俺从小习得棍棒，这身皮肉还是禁得住几下。”苏轼笑言：“这便好。”

　　翌日，苏轼升堂断案，一些百姓上来揭发郭啸等人敲诈勒索之罪。苏轼反说：“汝等所言证据不足，郭啸乃京东转运使倚重之人，他的部下自然不会鱼肉百姓。”一条汉子听了勃然大怒，上前把苏轼臭骂一顿。苏轼喝令“杀威棒伺候”，把那汉子打得皮开肉裂。密州城里霎时风传苏轼与郭啸官官相护。那郭啸听了高兴地手舞足蹈，连夜召回山里的部下，第二天一大早就领了众人赶往太守府，并送来几百两银子，要与苏轼“和气生财”。苏轼大喝一声，伏于四下的官兵悉数杀出，将这一百多名匪卒全部擒拿。郭啸挣扎着怒喊：“姓苏的！你居然算计我，转运使大人定会要你好看！”苏轼冷笑：“我已上书宰相，你那转运使大人尚且自身难保，更不消说你。”

　　郭啸彻底蔫气了。密州城内，欢呼四起，百姓高喊“苏青天”，把苏轼行“苦肉计”捉拿匪卒的事到处摆给人听。那挨打的汉子自然是马梦得了，这会儿他正敷了药，有滋有味地大啖苏轼送来的酒肉。密州穷啊，苏轼愿与百姓共苦，那酒肉在太守府里，居然成了稀罕物件，马梦得已多日不沾油荤了。

　　天灾人祸之年，乱象频生。苏轼各处奔波劳累，连着几个月不曾好好休息了。暮春之际，又传来一件痛人心扉的事，密州城外，一夜之间发现许多弃婴。苏轼飞奔过去，那密林深处，尽是孩子们的啼哭声。闰之与朝云哭着把孩子们抱在怀里，挨个儿哄着。尚未满月的孩子，两颊通红，小手轻轻挥舞着，像是要抓住些什么。咿呀之语，或泣或笑，苏轼见了双泪长流，胸中或有怒火，但更多的是哀叹民生之艰。苏轼把弃婴全部带回太守府，命人好生照养，并下令密州城所有官吏紧缩开支，腾出钱来发放给养不起婴儿的父母，供他们一年所需。这样做的意思是，一年时间，维系着父母与孩子间的骨肉亲情就再难斩断了。事实也是如此，密州城外的弃婴就此绝迹，而太守府里常有父母抱着孩子前来感恩。唯有苏轼这般，从人之善性出发，才能得出这么好的办法。

　　到密州半年左右，各种公务差不多告一段落，苏轼小小设了个庆功宴，犒劳多日来为他不辞辛劳的属下们。所谓庆功宴，不过是有些酒肉吃罢了。其实苏轼平日里，没事儿就拉着通判刘庭式绕着密州城挖野菜。苏轼当官，几乎没有“官本位”的意识，富饶之地，他能与百姓共享，贫穷之乡，他亦能与百姓共苦。他俨然是百姓大家庭里的一份子，手中的权力不过是为百姓谋福罢了。太守与通判挖野菜，又成了密州城的一道“风景”，百姓们争相围观。都生着一双手嘛，靠劳动养活自己不是什么难事。

　　密州城外有常山，因祈雨常常灵验而得名。密州多旱情，苏轼也祈过雨，果真灵验，并在此修筑了“雩泉亭”。苏轼偶尔嘴馋了，也带些人往常山狩猎。“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……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”豪放如苏轼，向来是男人味十足的，张弓舞剑，意兴大发，写下这首著名的《江城子•密州出猎》。他很满意，“今东州壮士，抵掌顿足而歌之，吹笛击鼓以为节，颇壮观也。”齐鲁大地之上，谱下这首《江城子》，定是激昂的，令人胸潮澎湃的。可惜古时，多少绝美的旋律未能流传，实在是一件憾事。

　　在密州住的时间长了，对这方水土的风土人情也渐渐习惯了。苏轼心情不错，腾出手来修葺破败的官舍。城西北处有座废弃的楼台，南望常山，北面潍河，地势极好。苏轼差人修葺，并写信给弟弟苏辙，让他为其命名。此时苏辙就在济南，离苏轼比较近。苏辙建议叫“超然台”，“以其超然不累于物耶。”十一月，台成，苏轼写下著名的《超然台记》，“且名其台曰超然，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，盖游于物之外也。”超然、超越，苏轼一生都在超越，即是处于苦难深处，仍“无所往而不乐”。何以超越？“盖游于物之外也”。昔日庄子曾言：“物物而不物于物，则胡可得而累邪。”中国古代文人，对“人与物”之感触与思索，比今时今日的我们更为深刻。

　　1076年中秋，苏轼和朋友们畅饮于超然台，心念身在济南的弟弟，写下了那首最富盛名的《水调歌头•明月几时有》。十一月，苏轼移知河中府，又得启程了。十二月上旬，代替他上任密州的孔宗翰寄诗相告，苏轼回诗言：“秋禾不满眼，宿麦种亦稀，永愧此邦人，芒刺在肤肌……朱轮未及郊，清风已先驰，何以累君子，十万贫与羸。”这几乎是苏轼一生为官之写照。他为密州百姓办了那么多大事，仍觉“永愧此邦人”。“何以累君子，十万贫与羸”，这也是古往今来所有为官者都应效仿的。

　　苏轼在密州只待了两年多，十年之后，他出知登州，途经密州时，满城百姓悉数迎出，盛情欢迎这位老太守。“山中儿童拍手笑，问我西去何时还……重来父老喜我在，扶挈老幼相遮攀。当晨襁褓皆七尺，而我安得留朱颜。”家中老小，扶老携幼，只为看上苏轼一眼。而当日被弃于城外的婴儿们，此时已经长大了，跪在苏轼脚下，感恩其再生之德。这样的场面，若好好拍成电影，不知要让多少人潸然泪下。如今的山东诸城，于2009年斥巨资重修了超然台，并常山一同成为东坡文化旅游胜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