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祐八年（1093）的八月，高太后殁了。哲宗亲政，这天地之间再无人比他大了。十八岁的宋哲宗感觉极好，坐龙椅舞动手脚，要把眼前的朝局翻个底朝天。九年来望高太后的“臀背”，他憋了一肚子恶气，而今高太后走了，这股气便全撒在元祐诸臣身上。亲政的第二天，哲宗宣布启用十个宦官。中书舍人吕希拒绝起草诏令，苏辙、范纯夫血谏宦官不可用。无奈，哲宗不理睬，心里盘算着该如何处置这几个碍眼的家伙。过了几日，反复无常的典型，世人称为“杨三变”的小人杨畏，给哲宗列了长长的名单，吕惠卿、蔡确、章惇赫然在列，这些都是神宗朝时，王安石提拔上来的人物。至于安石麾下都是些什么人，想必大家也很清楚。哲宗拍一个大腿：“好！就这些人。”

　　此时苏轼57岁，身负丧妻之痛，他倒是想留在汴京城，为亡妻守灵。然而朝廷一反常态，接连催他赶赴定州，这也是高太后生前的一片苦心。闰之夫人尸骨未寒，苏轼却只能携着家小上路了，期间有个小事儿可以提一下。

　　苏轼在汴京招了个书童，眼下遣给王诜，算是替他谋个去路。一日王诜派他往端王府去，端王爱踢球（即蹴鞠），偏这书童脚法甚好，端王很喜欢，就给扣下来了。后来哲宗死了，无子，端王继了皇位，是为宋徽宗。这书童顺势做了太尉，他便是高俅。当然高俅是个坏人，但北宋末年朝延小人的反苏运动中，高俅力保苏家后裔平安，算是坏人偶尔干的一件好事吧。

　　临行，苏轼入朝求面辞哲宗，毕竟师生一场，这也是惯例。然而哲宗竟然不见他，苏轼生气，也很心痛。他留了一张《赴定州论事状》，算是给学生最后的忠告：“陛下之有为，唯忧太早，不患稍迟。臣恐急进好利之臣，辄劝陛下，轻有改变，故进此说……”意思希望哲宗皇帝不要急功近利，颠覆朝政，引来祸乱。此时的哲宗哪管这些，他倒假惺惺的命人塞给苏轼一包茶叶。苏轼拿着茶叶，一脸苦笑。

　　九月，绵延的秋雨洒向东府。苏轼雨中辞别弟弟，心中愁云，浓过天上的雨云。“庭下梧桐树，三年三见汝。前年适汝阴，见汝鸣秋雨……归来知健否？莫忘此时情。”或许兄弟二人心里明白，这一别，不同以往。

　　定州，是与契丹接境的边防重镇。十月二十三日，苏轼到任。欢喜的并非只有定州百姓，甚至契丹那边，也是人人奔走相告，“苏学士守定州啦…”其实苏轼的名声早已传到塞外，无论北辽、西夏，皆声名斐然。定州虽说是边防重镇，但眼下最麻烦的倒不是契丹人，而是禁兵。这儿的禁兵平日不公开操练，因怕刺激契丹人，但也不可能散了，便夹在中间，日渐糜烂。苏轼转而操练民兵，尤其是一个叫“弓箭社”的民兵组织。他往朝廷上扎子，希望正式起用“弓箭社”，连着两道奏章，但朝廷根本不理他。眼下的朝廷，已经不同于当初了。

　　没办法，回过头来整治禁兵。擒贼擒王，禁兵的头头是个叫王光祖的老将。这家伙倚老卖老，纵容部下开赌场、酒馆，放高利贷，乱搞一气。前任长官不敢管他，但苏轼管定了。这种事儿，苏轼自有法子。他并不着急，先拿军官下手，但凡作奸犯科的一律严办，士兵犯法了，倒先放一放。其实许多兵士都是这些军官带坏的，大面积查办要不得，把为首的办了，底下人自会听话。

　　苏轼整顿军队干得顺手，要搞阅兵式了。王光祖仍不服气，托病在家，拒不出席。苏轼立马往他家里探病，老头子眼珠滚圆，怒瞪苏轼，精神好极了。苏轼更怒，马上就要上奏弹劾，姓王的没见过这阵仗，瞬间服了软，跪拜求饶。阅兵式圆满举行，自此，军中再无一人敢懈怠。定州百姓欢呼，盛赞：“自从韩忠献公去任后，不见此礼，直至今日。”韩忠献公，即是已故的老臣韩琦。

　　民以食为天，关心百姓生活也是苏轼一贯的行为。定州受了灾，民间很艰难。苏轼照搬以往的法子平抑粮价，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。其实无论他到哪儿，都会干这事儿，就不再细说了。日子一天一天的过，苏轼在定州，也渐渐安下心来。他想着，应该不久便能致仕，也许能带着朝云回老家，往那短松冈的爹娘坟头上几炷香。然而所有的一切，全成了泡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