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轼是一个世俗方外的老顽童。什么是老顽童？就是永远有一颗赤子之心、赤诚之心。无论这个世界多么艰难，无论周围的环境多么尔虞我诈，总是能够以热爱、喜爱、欢喜的态度来看世界，看他人。总是能够以热情的态度、达观的态度看待世界。

这样一来，这个人的身上就拥有一种特别的气质、特别的趣味，就像辛弃疾说的：“我看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看我应如是。”换言之，我看世界多可爱，料世界看我也应该很可爱吧？这其实就是一种人生态度，世界丑恶还是美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看世界的态度是美好的。

苏轼自己就说，我“上可以陪玉皇大帝，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”（《说郛》）。我跟谁都能聊到一起，玉皇大帝可以聊，乞丐收容所的穷孩子也能聊。苏辙曾经劝他哥哥跟人交往的时候要慎重，要有选择的交朋友，苏轼回答他说：“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。此乃一病。”这话听上去有点儿傻，但是生活中的我们，其实都太精明了、太聪明了，所以也就不可爱了，这时候突然有个傻傻的苏东坡冒出来，看见谁都是自己的朋友，这样的人难道不可爱吗？

唐宋其他七大家的身上，有很多的特点与苏轼相似，但唯独这个特点是他们都没有的。苏轼在世俗世界与方外世界，都是一个热闹人，一个有趣的人。

比如，苏轼很喜欢吃猪肉，他的好朋友佛印禅师很理解他。有段时间，佛印住在润州（镇江）金山寺，苏轼常常去寺里探望他，佛印就会偷偷做点儿猪肉犒劳他。结果有一天发生了意外，佛印辛辛苦苦、小心谨慎地烧好了猪肉，藏好了地方，等苏轼来。苏轼来了，可猪肉却被人偷吃了！这说明有人早就知道佛印偷偷做猪肉，但是知情者非但不举报，反而将佛印的猪肉偷了去，弄得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。

苏轼看到朋友尴尬的样子，即兴赋诗一首，诗云：“远公沽酒饮陶潜，佛印烧猪待子瞻。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不知辛苦为谁甜。”（《戏答佛印》）意思是，东晋高僧慧远主持庐山东林寺，曾邀请陶渊明与他一起修习佛法，并特别准许陶渊明饮酒。现在佛印为招待我而辛辛苦苦烧猪肉。遗憾的是猪肉不知落到谁的嘴里了，就像蜜蜂辛辛苦苦采成了蜜，却不知道最后是谁尝到了甜。虽然有点拿佛印开涮的意思，不过这玩笑却开得很雅致。

据苏辙回忆，当初苏轼曾经告诉他：“‘吾视今世学者，独子可与我上下耳。’既而谪居于黄，杜门深居，驰骋翰墨，其文一变，如川之方至，而辙瞠然不能及矣。后读释氏书，深悟实相，参之孔、老，博辩无碍，浩然不见其涯也。”（苏辙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）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个“大江东去浪淘尽”的苏轼，那个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苏轼，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苏轼，其实都是在经历了贬谪流放生活之后的新的苏轼。

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，贬谪之前是我们还不太熟悉的苏子瞻，而在经历了贬谪流放生活之后，苏子瞻就变成了后来为我们所熟悉的苏东坡。这个改变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就是苏轼能够以达观从容的态度来对待贬谪流放，所以经历了这个遭遇，苏轼不会自杀，不会因身体虚弱而病死，而是顽强的活了下来，而且努力活得更好、更精彩，活出一个新的可爱的苏东坡。

苏轼被贬广东惠州，生活很艰苦。他的老朋友和尚道潜给他来信，为他的健康而担忧。他给道潜的回信是这样写的：

某到贬所半年，凡百粗遣，更不能细说。大略只似灵隐、天竺和尚退院后，却在一个小村院子，折足铛中，罨糙米饭便吃，便过一生也得。其余瘴疠病人，北方何尝不病；是病皆死得人，何必瘴气，但苦无医药。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。参寥闻此一笑，当不复忧我也。（《答参寥三首》）

什么是达观？就是看透了生死。道潜来信所担心的不就是死亡么？那我告诉你，在哪儿都免不了一死。这样想问题，似乎非常消极，其实是以退为进。常言说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来到惠州这个当时的不发达地区，从表面看，的确是增加了死亡的几率，但是退一步想，在哪里都有死亡的可能。这样想问题，实际上是大大降低了会病死在惠州的恐惧感与危机感，反过来说，也就是大大提升了在惠州生活下去的安全感与空间余地。

在艰苦的地方，生存的空间本来就小，能够生存的理由本来就很少，只有退一步，才能给自己的生存挪出一块空间来，才能给自己继续生存下去找到更多的理由。这不是鸵鸟哲学，也不是懦夫的哲学，而是生命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境时表现出的特殊的坚强。

苏轼既善于深入人生，又善于超越人生，在各种生活环境中遍尝了各种人生滋味，但又总能出乎其外，发现其中的“至味”——“可观”处与“可乐”处。

他在艰难困苦中，总是设法找到人生的乐趣，他什么饭都能吃，什么房都能住，什么样的忧愁烦恼都可以解脱，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能保持无往而不乐的达观心境。“苏轼已死，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，但是他留给我们的，是他那心灵的喜悦、思想的快乐，这才是万古不朽的”。